序二

    君立

    在世界所有的历史无疑是为源远长的。历史家孟森先说:“有史之系统,严正完,实超乎万。”历史作为种话语权,在数千年经历了从间到官方的转移和衍变,后留部皇皇巨著的“史”。

    “作史固难,读史亦难。”史籍浩如烟海,从史、两通鉴、通、事本末,到其他各种别史、杂史和野史,即使穷经皓,也读不完这么多历史。仅“史”就有卷,除非像吕思勉这样的历史研究者吕将“史”通读了遍,对般读者来说,这样的正史难免会让望而却步。

    同时,这些文典册的历史自文史官之手,并非为般智识的普通众而作,难度可想而知。因此,便现了量的间说史和写史,即“演”的兴起。《志》属于正史,《》则将历史间化和文化了,就社会影响而言,前者根本无以望后者之项背。“罗贯尝辑《》,风行海,几乎家喻户晓,有掩盖陈寿《志》的势力。若论他事迹,半涉子虚。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?甚至正稗不分,误把罗氏《》当作《志》相看。”

    对任何个历史写作者来说,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播久远,所谓“藏诸名,传之其”,这其实牵扯到“文”与“史”的差异。文史既相通又相异,历史不同于真正的历史,偏重于节营造,历史偏重于真实。“正史尚直笔,尚曲笔,体裁原是不同,而世之厌阅正史,乐观,亦即于此分之。”因真实可疑,这种似驴非的历史演往往为者所诟病,章责《》“创分事实,分虚构,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”,“后世以讹传讹,将无作有,劝善不,导欺有余”,“凭虚捏造,以诬古而欺今”。

    是乏问津的所谓“正史”,是真假难辨的各种“演”“戏说”,这在某种程度导致历史始终陷于“贫困”,以至于鲁迅先说:“不但无正确之本史,亦无世界史,妄信口开河,青年莫名奇妙,知今知古,知外知,都谈不到。”近渐,兴起,结束帝制,走向,历史才开始在重新复苏,梁启超提“新历史”之说。在这场历史启蒙运掀起股“历史热”,留许多名篇巨作,其影响的莫过于蔡藩的“历朝通俗演”。

    蔡藩1877—1945恰逢清末初,既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,又接触过许多现新思想,通经史诗文,这使他对历史、家和族有更现、更深刻的认知。他坚持历史的真实根基,“以正史为经,务求确凿,以轶闻为纬,不尚虚诬”。在文字方面,他要求“文不尚虚,语惟以俗”,这或许是对同时期话文运种呼应。即使在今看来,蔡藩对写作的这种孜孜追求也不过时,即“理正词纯,明晓畅,以探新道德、新政治、新社会之神”,“不求古奥,不阿时好,期于浅显切近”。

    从1916年到1926年,从40岁到50岁,陋室孤灯,蔡藩在浙写了整整10年。从《清史演》始,先后写作了史、明史、、宋史、唐史、史、南北朝、两晋、前汉和后汉等通俗演。他以之力,竟然完成了这部长达600多万字的通史,从秦汉到,历史跨度长达2000多年。

    在某种程度,蔡藩对历史写作的贡献可与司迁相媲,说他是“现迁”也不为过。作为部通史,50余万字的《史记》叙述了自黄帝到汉的千年史,蔡藩的“历朝通俗演”正好从前汉开始,这种衔接不仅是的,也是历史神的继承,即历史从官方到间的回归,“究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家之言”。

    与传统的历史通俗不同,蔡著采用的完全是专业历史写作的方,重史轻文,注重真实和考据,无事无来历,孤不立。这需要量的和涉猎,更离不开隐烛微的思辨神,写作《史演》时他就参考了史料,“是以补史乘之缺,不得以目之”。这是史家才有的严谨,“语皆有本,不敢虚诬,笔愧如刀,但凭理”。史论总被视为历史写作的点睛之笔,在“历朝通俗演,除过些历史知识的注释,还有量的蔡氏史评作为批注。这自然会让想到《史记》的“太史曰”。

    今年恰逢蔡著《清史演》“历朝通俗演100周年,历经百年巨变,其辉仍不可磨,正如替蔡续写《》后回的许廑父所言:“文笔之整饬,结构之密,故成完善之史后不胫而走遍。”事实,“历朝通俗演”自以来,便直畅销不衰,但蔡氏本却贫寒,仅以行医教书为。这就是个真正写作者的历史和命运。

    说明:文所引用文字非特别注明者,均自蔡藩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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